郑永年：如何用比较的视角来理解中国共产党

2021

05·17

编者按

     2021年4月26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举办华园讲坛第48讲之“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专题报告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应邀作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专题报告。本文整理自郑教授的报告发言。

郑永年教授（图源：华南理工大学官网）

在目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未来往哪里走的关键是看中国共产党往哪里走。如果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往哪里走，我们就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开展党史教育学习的深刻原因。

西方为何误解中国共产党

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研究一时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专门有一波学者来研究中国共产党。但在1980年代之后，西方学界很少再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著出版。在为数不多系统性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英文著作中，包括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出版的一本、我出版的一本和英国《金融时报》前驻华记者出版的一本。

西方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西方学者少之又少。很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环保和各种抗议运动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认识，但却很少研究共产党？到现在为止，主要有几种原因：第一，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不重要，没什么好研究的；第二，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过时了，或者很快就会过时，所以不需要研究；第三，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注定会步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后尘解体，没有必要再花大力气进行研究了。

在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西方的误判导致妖魔化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行为。美国的反共浪潮，很多都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认知。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解体，而且还再一次崛起，所以西方才会感觉到恐惧。美国今天对华政策之一就是企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区分开来。如果美国不纠正他们的误判，他们一定会继续犯错误。

当然，西方一直在用固有的眼光来看中国共产党，出现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也是必然的。如何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中国学者自己的责任。我们应当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一个很好的理论体系。

西方政党模式及其面临的挑战

目前，世界主要政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西方政党，第二类是发展中国家政党，第三类是东欧前共产主义的政党。

第一类西方政党，又可以细分为美国和英国的典型自由主义政党和欧洲大陆型政党。这两类西方政党的共同点是以选举为中心，政党只有在选举期间才发挥作用，平常没有什么大作用。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民主是近代工业化的产物，受到工业化的重要影响。从社会结构上来说，工业化就是把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转化为“中产阶级”。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多个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中产阶级规模得到迅速壮大，接近70%。西方政党，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代表这70%中产阶层的利益，以确保有足够的选票来执政。

80年代以后，从英国撒切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开始，英美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开始分化，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不能干预经济，需要放松对金融的管制, 这确实对经济发展起到很大的刺激作用，也造成了一些学者所说的“超级全球化”。在“超级全球化”背景下，包括资本、技术、人才在内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由的流动，创造了巨额财富，但也造成西方国家内部财富分配不公和社会分化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已经开始从“中产社会”转向“富豪社会”，而这种转型正是其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根源。

欧洲大陆社会的福利制度比较成熟，尤其是德国和北欧，因此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还是可控的，影响相对较小。但美国缺乏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所以民粹主义从欧洲传到美国就失控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从1980年代的70%现在下降到今天的50%，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奥巴马总统要对特朗普的崛起负很大的责任，奥巴马当了8年美国总统，这8年恰恰是美国中产阶级严重萎缩的8年。奥巴马也做了一些所谓欧洲社会主义式的改革，即涉及3000万底层的医保改革，但他失败了。今天欧美的政党越来越成为民粹主义政党，这是西方所面临的内部政治挑战。

第二类政党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模式。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是二战以后从西方殖民地独立出来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国家。独立后有些国家就照搬西方制度，从宪政、多党制到民主自由，西方那一套制度他们基本都有了，但只是保留在字面上，根本行不通。

一类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处于不发达状态，很多还处于贫穷状态，西方国家认为这些照搬了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会转而对中国模式开始感兴趣。缅甸就是典型。1960年代，缅甸是最被西方看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但到今天为止，缅甸还没摆脱军人政变推翻民选政府的宿命。还有一类如泰国、菲律宾，在形式上采用西式民主，但这些国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量的发展中国家政党，根据自己的文化和国情实现自身的政治发展而取得了成功，像日本的自民党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都实现了长期执政。经验地看，只要有反对党的地方，迟早都会出现政治转型问题。

第三类政党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模式。在这些国家中，一类是东欧解体后一度采用西方制度的政党，如俄罗斯和匈牙利，但之后又重新回到集权模式。另一类是比较小的经济体，例如波兰。尽管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还不错，但他们自身内部发展动力不足，主要依赖西方，这种模式也不是很牢靠。

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

在对比世界多类别政党政治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之林中已经是一枝独秀。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这两个现代化互相促进，共同造就了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简单地说，中国过去40多年的发展中同时实现了“三个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社会稳定的可持续和政治制度支撑和领导的可持续。这三个持续非常重要，缺一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三个可持续的国家/地区，在世界范围内看，少而又少。

第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很明显。在1980年之前，中国还是那么贫穷和封闭的国家，人均GDP不到300美元，口号依然停留在要改变“贫穷的社会主义”。今天，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人均GDP在2020年达到11000美元，中产阶层有4亿人。这些都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过去40年，世界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但中国基本上避免了这些危机。

第二，社会稳定的可持续也很显然。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出现泰国那种或者是像今天美国那样的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导致社会稳定吗？实际上并不是。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托克维尔难题”——社会稳定可能是发展的产物，不发展一定会贫穷，但如果发展过程中把握不好，社会也会出现不稳定。托克维尔是对的。托克维尔理解的法国革命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中国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这两个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经济和社会能达到均衡发展。我们的发展是包容式的。包容式发展就是邓小平提出来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实现共同富裕。为了改变以前普遍贫穷的状态，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更多的人和地区富裕起来。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不断增加，贫困地区在不断减少。我自己有一个观点，一个社会是不是发展不一定要看这个社会培养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要看减少了多少穷人。中国在过去40年里让8亿多人脱贫，十八大以后就有1亿多人口脱贫，这是世界奇迹。过去40年世界扶贫事业的成绩，大部分是中国贡献的。中国实现社会可持续的稳定是建立在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有了“获得感”以后社会就稳定了。

第三，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稳定的背后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西方学者一直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是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我的观点与此不同，中国当然没有西方所定义的政治改革，但是中国有非西方的政治改革。西方定义的政治改革很简单——民主化、政治开放和政党轮替。如果这样衡量，中国当然没有政治改革。但我认为，中国实现了非西方的政治改革才有了今天中国的成就。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政治上层建筑也要发生变化。马克思当时的论断主要是对西欧社会，把社会分成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我觉得这一论述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把国家看成资本代理人，因为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议员大都是商人。但现在看，马克思的论断有点简单了。在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还要加一个变量，那就是社会。西方国家如果不能在经济、政治、社会三大力量之间实现均衡，就会出现问题。现在中产阶层不到总人口的50%是西方问题的社会根源。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先进性

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个政治主体，如果这个政治主体解体了，这个国家肯定很难整合起来。中国的政治主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随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还要引导这种变化，否则只能被动反应。因此，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这样做呢？这里有很多原因。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共产党革命和农民革命最简单的区别是，农民革命追求改朝换代和掌握政权，而共产党革命则是有特殊使命——追求中国的现代化。到今天为止，共产党走过100年的道路，每一个阶段的使命都非常明确。毛泽东时代就是追求革命，要建设一个和传统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邓小平时代追求发展，而中国共产党第二个百年的新使命将是追求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每一个阶段都有新使命，通过实现使命而执政。使命就是中国共产党向老百姓许诺的规划。中国共产党有很多规划，像五年规划、十年规划，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即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蓝图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型政党。西方的政治制度可以称为外部多元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这并不是西方所说的“专制”。共产党本身是开放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精英都可以加入共产党。我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称为“内部多元制度”。英美国家同时可以有几个政治过程，中国只有一个政治过程，但这个过程是开放的，参与这个过程的利益是多元的，所有的社会经济利益都可以在党内得到反映。毛泽东以前说党内有不同的山头，但我们没有“山头主义”，不同的山头通过这一过程统一起来，我们就叫“民主集中制”。内部多元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映。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不仅只是考试制度，而是借此社会各阶层都可以进入统治阶层。中国的皇权是皇家的，但相权一直是开放的，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成为宰相。科举考试制度，使得不同的社会阶层流动。经验地看，如果制度设计得好，开放的一党制要比多党制更有效。多党制容易造成社会的分裂，甚至国家的分裂。开放的一党制就可以整合不同的社会力量，维护国家的统一。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强调社会参与的政党。西方说中国没有政治参与，这是一个巨大误解。西方总是把选举作为政治参与的一种方式，但总统制国家一般是四年一次选举，内阁制一般是五年一次选举。新加坡的选举是五年一次，选举活动期只有十多天，也就是说五年时间里只有十多天可以进行政治参与。美国民粹主义为什么会崛起？主要是因为这些人的利益无法反映到政治进程中。

中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无论是人大、政协，还是各种社会组织都是政治参与制度。尤其是社交媒体产生后，中国的政治参与途径越来越广。中国重大的法律出台，如《物权法》和《民法典》都是经过多年的讨论和老百姓的政策参与之后才出台的。美国国会立法，只有政治精英（议员）参与，精英同意就成为法律。中国每一次法律和中央文件颁布，都要通过更广泛的社会参与。中央通常都会召开的一系列座谈会，都是政治参与的方式。此外，现在的新型智库也是一种参与方式。中国的政治参与方式和西方不一样，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

第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会向其他国家学习，中国学过苏联，学过美国和日本，学过匈牙利和东欧国家，也学过新加坡。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照抄照搬别人，只是通过学习使自己变得更好。

中国共产党作为学习型政党有两点非常重要。首先，中国共产党能够处理好中国性和西方性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的产物，是学习西方的产物。这与过去的中国农民革命不一样。从前的农民革命简单重复历史，但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形势发展的产物，其每一步发展都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点非常重要。毛泽东如果照抄照搬列宁斯大林主义，中国革命绝对不会成功。今天也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自己可以变成西方国家。二战以后，凡是机械学西方的国家基本都没有成功，反倒是那些能根据自己国情来学西方的国家会成功。其次，中国共产党处理好了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提出的“四个自信”中，最后一个自信——文化自信最重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承继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努力实现传统的现代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自我革命型政党。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从反传统政党转变为促进中国传统现代化的政党，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

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层混合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从西方的角度看，我们的制度根本没有变化，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的角度看，今天的中国已经把基本国家制度全部建立起来了，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邓小平先生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自己通过历史和现实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三层市场”的混合经济体。

中国至少从汉朝开始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三层市场，顶层是国有资本，底层的是庞大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资本，中间层是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互动层。近代人很聪明，他们当时把国有资本称为官办，把中间层称为官督商办，把底层称为商办。中国历史几千年一直是这三层资本的经济结构，除了四次国家主义的短暂尝试（汉朝的王莽改革、宋朝的王安石改革、明朝的朱元璋改革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改革）。

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中阶层相对均衡的时候，中国经济就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一旦国家处于完全主导地位，或者完全是市场发挥作用，中国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中国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都能有效应对，这和混合经济体制有很大关系。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分开，政治不能干预经济，但按照中国儒家传统，经济管理是政府责任的一部分，像大河大江的治理、救灾、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国家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更进一步，不仅把经济管理当做政府责任，也把经济发展当做政府的责任。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儒家文化圈，为什么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就是和政府的经济职责分不开。如果用三层经济来衡量，深圳、广东，浙江都是三层资本比较均衡的状态，经济发展就好。如果国有资本比例太高，如东北，经济发展就相对不太好。理解中国经济好坏的重要指标就是三层资本的均衡分布和发展。

我把中国体制称为“制内市场”，市场必须遵守制度规则。美国是“场内国家”，政府也要服从市场。中国不能效仿美国的制度，因为资本过于主导，这条路走不通。今天的中国是政府和市场同时发挥作用。西方干预经济实际上只有两个工具——税收和货币。当国家债务过大时税收政策就不起作用；当利率趋于零的时候，货币政策也不会起作用。中国除了财政和金融货币两个方法以外，还有庞大的国有企业。从汉朝开始，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有国有企业。从长远来看中国的这种经济制度肯定是比西方资本主导的经济制度会更有效。当然，中国国有企业需要改革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政治制度的三权分立

大部分人学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后很难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西方的政治制度叫三权分立，那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三权分工合作，是决策、执行和监察。现在的三权决策权、执行权、监察权都是共产党党权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把党权分为三部分，这个分工合作非常有效。

中国的这套政治制度是从汉朝开始建立，一直持续到晚清被推翻。孙中山先生想学西方，但他也懂中国文化，他从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弄出两个权力来，一个是考试权，一个是监察权，所以他设计了一个“五权宪法”制度——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再加上中国传统的考试权、监察权。孙中山先生没有时间实践“五权宪法”，但从台湾的实践看，“五权宪法”不可能实现。西方的三权和中国的三权逻辑不一样，西方的三权分立，需要靠宪政和法令来整合。中国的三权是根据时间段先决策，再执行，最后去监察。这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制度理性化和官僚理性化。中国的三权分工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我们不能说这个制度完全落后，存在了那么久，有它本身的合理性。

十九大中国正式设立了监察权。十九大以前和十九大以后的监察权不一样，以前中国有监察部，但这个部是国务院下属部委；现在的监察权和国务院是平衡的。为什么要建立监察权？这是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传统中国制度，皇权是不能开放的，只有相权是开放的。今天的中国不一样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都可以民主化。党权本身就是可以民主化的，是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

同样，中国的“三权分工合作”体制也有改进空间。从历史的角度看，监察权很重要，它是自我革命、防止腐败、清廉政府的有效机制，但监察权的边界要设计好。汉朝刚刚引入监察权时，任何事情都纳入监察范围，结果形成了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说的“如果监察系统为了监察而监察，就变成内部反对党”。汉朝后来总结经验教训，规定只有六项（六个领域）才能监察，其他的就不能监察了，这个制度才变得有效。此外，在中国的决策权如何在分权与集权之间做到平衡、执行权如何更加有效等领域，依然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中国共产党与西方有什么区别？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开放的，从来不会宣布历史的终结。西方动辄就想宣布历史的终结。黑格尔就宣布过历史的终结，因为当时欧洲民族国家产生了，他觉得这是最好的了，以后不需要其他的国家形式了。1990年代初，福山觉得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最好的了，也是世界上最后一种政体，草草宣布历史终结。当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时候，问题马上就来了。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宣布历史的终结，历史永远是开放的。当西方宣布历史终结之后，我们开启了新的历史。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下一个历史使命是如何追求共同富裕。今天西方世界所有的问题就是因为一部分人太富裕了，大部分人富裕不起来，社会不公平，没有基本社会公平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 

编   辑：于茗卉

排   版：曾吕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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